一样的7年社保缴费年限，远远超过广州的4年。而深圳则并未对社保缴纳年限做出要求。

　　由于上海对居转户实施条件管理，因此，相对其他积分管理的城市而言，上海在基本条件中就对职称和个人所得税做出了规定。

　　根据上海市的要求，申请人需在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所得税，同时评聘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工种与所聘岗位相对应。而这些条件在其他城市的居转户政策中主要体现积分指标中。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撰文指出，北京导向指标与基础指标合并打分，并且赋分很高，基本上排除了缺乏导向指标的申请人转为户籍的可能。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不仅远远难于上海，居住、就业受到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也远大于上海。

　　所谓导向指标是指北京在一线城市居转户中普遍要求的文化程度、技术能力、职业资格或职业工种、社会服务、纳税等要求以外，还要求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相关的积分指标。

　　其中，城六区转移至郊区就业加分，而在《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就业则扣分。

　　除此之外，创业创新人才在各地均得到“优待”，北京对创业创新人才有较高值的加分，而上海则对科创人才缩短居转户所规定的必要的社保缴纳年限，在上海近期出台的科创中心人才政策中，居转户年限最短可以由7年缩短至2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认为，北京和上海对高端人才更加开放，而深圳和广州则侧重于吸引技工型人才。但城市户籍只对高端人才开放不是完善的政策，提供公共服务比户籍本身更重要。

　　普遍进行总量控制

　　除了深圳外，一线城市普遍实施对居转户指标的总量控制。

　　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市政府将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落户分数线。同时根据申请人积分情况和落户分数线，初步确定年度积分落户人员。

　　这意味着，积分分数将根据申请人数的积分排名和每年的限额来决定，申请难度随着申请人数增多而加大。

　　上海对居转户实行总量控制，在人数超过总量控制目标时，将会实施轮候措施。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每月通过上海居转户的人数大概在400人左右，最新一次为488人，且多为大企业和国企人员。

　　“大企业和国企人员一般社保缴纳较为稳定，且这些企业往往有鼓励员工参与职称考试的传统，因此更容易达到上海市的条件。”一位熟悉上海市居转户政策的人士表示。

　　而在总量控制之下，对于持居住证的非户籍人口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各地也有所区别。

　　上海为居住证持证人可享受子女义务教育、证件办理、基本公共卫生、资格评定等公共服务。同时，上海为居住证持证人设置了积分制度，满足标准分(目前为120分)的持证人则享受除低保、经济适用房以外与户籍人士等同的福利待遇，例如子女参加上海高中入学考试和在上海高考、配偶及子女参与本市社保等服务等。

　　而根据《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居住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保满5年、有稳定职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其子女方可与户籍学生同等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而北京居住证持证人享有的相关公共服务和便利，目前尚未公布，具体办法由市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聂日明认为，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并不依靠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和积分落户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人口，户籍以及为获取户籍而必须的社保缴纳年限在居住证和积分落户中的广泛使用，已经开始阻碍了劳动力的跨省自由流动，日益侵蚀全国统一的市场格局，势必影响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居住证对于促进户籍制度消亡仍可作为次优策略。

　　叶裕民则指出，出于降低城市管理成本、治理环境污染的考虑，控制人口和户籍是必要的，不过人口控制的关键还是控制产业。